说“王者”：汉儒对皇帝角色的期待与构建
下文为《说“王者”：汉儒对皇帝角色的期待与构建》，陈苏镇著。摘自《北大史学（第25辑）：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专号》，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办，赵世瑜主编。
说“王者”：汉儒对皇帝角色的期待与构建
陈苏镇
最近这些年，我在研究两汉魏晋的政治、制度和政治文化问题时，逐渐发现一个现象：“王者”这个概念在汉代发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，并且深刻影响了当时以及后来的政治生活。下面，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。
一 “帝王+圣人”：儒家心目中的“王者”
中国古代的帝王，在秦朝以前有过不同称号。《史记》第一篇是《五帝本纪》。所谓“五帝”，指黄帝、帝颛顼、帝喾、帝尧、帝舜。照此说法，五帝时代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是“帝”。接下来是《夏本纪》《殷本纪》，其中的最高统治者仍然称“帝”，如大禹称“帝禹”，夏启称“帝启”，夏桀称“帝桀”，商朝也一样，天子都称“帝某某”。到了《周本纪》中，最高统治者才称“王”。
司马迁的这个说法并不准确。根据先秦史学者的研究，部落时代的首领可能多称“后”。这个字在甲骨文中写作“”，是女人产子的象形。可见，最初是母系时代的女性首领称“后”，后来父系时代的男性首领沿用了这个称号。夏朝建立后，最高统治者仍然称“后”。商代也不称“帝”，而是称“王”。除商王之外，不少方国首领也称“王”。到了西周，“王”才成了周天子的专有名号，诸侯不能称“王”。春秋以后，周王室力量衰微，“王”这个名号渐渐贬值。先是一些蛮夷之邦的君主称“王”，如吴、越、楚，后来大国诸侯也纷纷称“王”，如战国七雄。秦以后，天子有了新头衔“皇帝”，“王”便成了诸侯的称号。
不管古代帝王的称号在历史上怎么变，儒家学派对“王”这个称号始终情有独钟。儒家推崇夏、商、周三代，将它们称为“三王”，尤其推崇夏、商、周的创建者大禹、成汤、文王和武王（以及周公），将他们称为“王者”，进而又将更早的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也称为“王者”。这样一来，“王者”在儒家话语中就成了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。王者治理天下的方式被称为“王道”，其实就是儒家倡导的仁义礼乐那套体系，汉代的儒生们将其概括为“德教”。汉儒认为，天下的治乱是周期性的，一治一乱，每个周期都有数百年。当周期接近结束的时候，会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。这时，上天会派一位“王者”来“拨乱世，反诸正”（《春秋公羊传·哀公十四年》）。“拨乱反正”不仅要消除战乱，还要用仁义礼乐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，通过教化移风易俗，去恶扬善，创建和谐美好的太平盛世。儒家学派是在东周乱世中形成的，故其政治理想是结束东周乱世，返回西周盛世。
理想很美好，但实现它难度很大。这不是一般的帝王能做到的，必须由“王者”来领导。孔子已经意识到这一点。他说：“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。”又说：“善人为邦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去杀矣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这里的“世”是时间概念，一世等于三十年。“仁”是“天下归仁”的太平盛世。东汉的班固解释过孔子这两句话：“言圣王承衰拨乱而起，被民以德教，变而化之，必世然后仁道成焉；至于善人，不入于室，然犹百年胜残去杀矣。此为国者之程式也。”（《汉书·刑法志》）据王充说，东汉儒生普遍认为“圣人之德，能致太平”，“贤者之化，不能太平”（《论衡·宣汉》），和班固的说法一致。根据这样的认识，“拨乱反正”即使由“王者”“圣王”领导，也需要三十年才能成功。如果是“善人”“贤者”承担这项任务，则用一百年时间可以“胜残去杀”，但达不到“天下归仁”的“太平”境界。这里的“王者”不是一般的帝王，而是奉了上天之命来拯救世间百姓的“圣王”。在儒家心目中，“王者”有个共同特征，既是帝王，也是圣人，“王者”等同于帝王加圣人。这样的“王者”随着天下治乱的循环，每隔几百年才会出现一个。春秋以后，天下大乱，人们开始期待“王者”问世。孟子说，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”，但“由周而来，七百有余岁矣”，为什么还是没有“王者”出现？因为“天未欲平治天下也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）。如果上天想平治天下，就会派一个“王者”来。
和孟子一样，汉代的儒生们向往太平，也期待“王者”问世，却在现实中一再失望。贾谊说过一段话，代表了当时人们的想法。他对汉文帝说：“臣闻之：自禹以下五百岁而汤起，自汤已下五百余年而武王起。故圣王之起，大以五百为纪。”“王者”的出现以五百年为周期。可是，“自武王已下过五百岁矣，圣王不起，何怪矣”，周武王以来早已超过五百年，为什么王者还没出现？“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，终于无状”。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初，大家以为他就是“王者”。但秦始皇严刑峻法，不行王道，很快就失败了，显然不是“王者”。“及今，天下集于陛下。臣观宽大知通，窃曰足以操乱业，握危势……天宜请陛下为之矣。”贾谊认为，汉文帝具备“王者”的素质和条件，应该是上天派来的“王者”。所以，贾谊一再要求文帝履行“王者”的责任，用王道治天下。“然又未也者，又将谁须也？”（贾谊《新书·数宁》）如果文帝也不是“王者”，那么又将是谁？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文帝和汉初其他皇帝一样，也“不好儒”，所以基本上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。文帝很受汉儒推崇，但也不能算是“王者”。
《中国一百帝王图》王莽 卢延光 绘
西汉末年，王莽迎合人们对太平盛世的向往和对“王者”的期待，自比周公，主持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托古改制运动。人们以为期待已久的“王者”终于出现了，于是疯狂地拥戴他、支持他，甚至默许他代汉称帝。但结果，改制失败，大家看到的不是王莽许诺的太平盛世，而是天下大乱。事实证明，这个“王者”也是假的。王莽的失败终于使儒生们明白了：期盼上天派一个圣人来做皇帝，并把国家带入太平盛世，是不可能的。东汉初年，儒生们普遍认为“汉无圣帝”（《论衡·须颂》），自刘邦以后的皇帝没有一个是圣人。刘秀就有这个自知之明，命令吏民上书“不得言圣”（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），他知道自己不是圣人。
二 “帝王+孔子”：现实世界的“王者”
儒家心目中的那些“王者”，在世的时候都是伟人，有重大贡献，得到人们的拥戴。死后，经过千百年的美化过程，逐渐被塑造成完人。古人云：“圣人无过。”（《礼记·表记》郑玄注）圣人都是完人，不会说错话、做错事。所以对圣人的话，相信就好，不能怀疑。如果你的想法和圣人不同，那一定是你错了。古人又说：“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”活着的人不会有完人。所以圣人都是古人，不可能见到活的。汉朝人期待活的“王者”出现，注定会失望。“王者”不可能再现，而“德教”又必须由“王者”来领导。怎么办？有办法。因为上天已经早早地为汉朝安排了一位圣人：孔子。
《春秋公羊传》和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，哀公十四年春，“西狩获麟”。有人在鲁国郊外猎得一头独角兽。孔子看了，说这是麟。麟是一种瑞兽，“有王者则至，无王者则不至”。这头麟出现了，但又死了。于是，孔子哭了，“反袂拭面涕沾袍”，说了句“吾道穷矣”。根据当时流行的说法，“王者”问世的时候，除麒麟、凤凰一类瑞兽会出现之外，上天还应该赐给他《河图》或《洛书》。可当时并没有出现《河图》和《洛书》。所以孔子又说：“河不出图，洛不出书，吾已矣夫！”在古汉语中，“已”是停止的意思。对于孔子所说的“吾已矣夫”，后人解释说是孔子没能获得天命，有德无位，不能推行其道的意思。公羊学者何休则说“得麟而死”，是“天告夫子将没之征”（《春秋公羊传·哀公十四年》何休注）。意指孔子还没获得天命就会死去。孔子由此意识到，他生前没有机会亲自承担拨乱反正的伟大使命了，于是伤感落泪。
明人彩绘圣迹图册页——西狩获麟图 孔子博物馆藏
孔子是圣人，但不是受命帝王。所以，他不是上天派来“拨乱反正”的“王者”。那么，上天派他来干什么？汉儒解释说：他是来为“新王”制定“拨乱反正”之法的。所谓“新王”，就是将在周朝之后建立的那个新王朝。据说，“西狩获麟”之后，孔子意识到上天交给自己的这一使命，于是依托鲁国史书《春秋》作了一部经典，这就是《春秋经》。据《春秋》公羊家说，孔子先截取了鲁国史书中的一段，即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一共242年的历史，然后通过“笔削”，对其间的历史人物进行褒贬，以此阐发儒家的纲常伦理。除此之外，他还为“新王”提供了一套“拨乱反正”的治国方略，大意是说新王朝建立后，要由内及外、自上而下地推行“德教”。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三十年，其间又要分三步走。第一步，“内京师而外诸夏”，对王畿地区进行教化，诸夏先放一放。等王畿教化好了，再进入第二步，“内诸夏而外夷狄”，对诸夏地区进行教化，周边夷狄还要放一放。等诸夏教化好了，便可进入第三步，“不外夷狄”，对周边夷狄进行教化。这一步完成之后，天下大同，太平盛世就算建成了。这时应该“制礼作乐”，将教化的成果用制度形式固定下来，天下便可长治久安了。
这套说辞，特别是孔子“为汉制法”说，在谶纬中又得到进一步强化。谶纬是西汉末年形成的一种神学文献。作者是谁？不清楚，可能是当时的一些儒生和方士。刘秀建立东汉以后，派人对谶纬进行校勘整理，形成定本，并颁布天下。这个定本一共有81篇，内容包括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包括《河图》9篇、《洛书》6篇，共15篇，这些都是上天赐给“黄帝至周文王”历代“王者”的天书本文。第二部分是“九圣”对《河图》《洛书》进行“增演”的产物，共30篇。这里的“九圣”，应该指黄帝至文王八位“王者”，外加孔子。第三部分是《七经纬》36篇，都由孔子所作。这里，有个现象值得注意。“九圣”之中，前八位都得到了《河图》或《洛书》，因而受天命成了帝王。同时，他们又对《河图》《洛书》进行了“增演”，用来指导对天下的治理。但是，“九圣”之末即孔子不是帝王，也没有得到《河图》《洛书》，不过他不仅也对《河图》《洛书》进行了“增演”，还另外作了《七经纬》36篇。算起来，81篇谶纬中有一半左右是孔子作的。那么，孔子作这些谶纬是为谁服务的？答案很清楚，为“新王”，而这个“新王”就是汉朝。《春秋公羊传》说，孔子“制《春秋》之义，以俟后圣”（哀公十四年）。何休解释说，“以俟后圣”就是“待圣汉之王以为法”，等汉朝建立后，用《春秋》之义去“拨乱反正”。谶纬说得更直白，如《演孔图》云：“孔子仰推天命，俯察时变，却观未来，豫解无穷，知汉当继大乱之后，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。”（《春秋公羊传·哀公十四年》何休注引）预先为汉朝制定“拨乱之法”，这就是上天交给孔子这位圣人的任务。
既然这样，汉朝就不再需要一个“王者”了。汉朝皇帝只要尊奉孔子，尊崇儒术，用儒家学说治理天下，就可以满足“帝王+圣人=王者”这个公式。孔子“为汉制法”，那汉朝以后的其他王朝怎么办？是不是还得由上天再派圣人来？不需要。因为“为汉制法”也可以解释为为汉朝以后的所有王朝制法，从而将其扩展为“为万世制法”。在这一模式中，“帝王”可以不断更换，但“圣人”被孔子永远独占了。于是，“帝王+圣人=王者”变成了“帝王+孔子=王者”。自从汉武帝尊儒以后，这个新的“王者”模式就逐步建立起来了。特别是东汉以后，儒生和士大夫们不再期待皇帝中出现“王者”，只要皇帝尊孔尊儒就行了。
三 “士大夫+孔子”：“王者”的替身
儒家所谓“教化”，是身教重于言教的。想让百姓接受儒家的仁义礼乐，光说教不行，必须由教化者身体力行，为百姓做出榜样。儒家讲“义利之辨”，利就是利益。义是什么？“义者宜也……明是非，立可否，谓之义。”（《汉书·公孙弘传》）以儒家的是非为准绳，该做的一定要做，不该做的一定不做，这就是义。儒家希望百姓追求“义”，而不要追求“利”。这很难，因为逐利是人的本性。但儒家坚信，人性中还有向善的一面，只要帝王、百官能够求义不求利，为百姓做出好的榜样，百姓一定会效法。孔子说：“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风，必偃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孟子说：“君仁莫不仁，君义莫不义，君正莫不正，一正君而国定矣。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董仲舒说：“王者有明著之德行于世，则四方莫不响应，风化善于彼矣。”（《春秋繁露·郊祭》）说的都是这个道理。东汉成书的《白虎通义》说：“教者何谓也？教者效也，上为之，下效之。”（《白虎通义·三教》）以“效”训“教”，是准确的定义。
于四川成都出土的东汉讲学画像砖
但是，汉朝皇帝没有一个是“王者”，武帝以后的皇帝虽然都尊孔尊儒，但在推行教化方面做得都不好。从武帝到宣帝，朝廷政策是“霸王道杂之”（《汉书·元帝纪》），而且“霸道”——法治主义仍然是主流，对国家的治理仍然以法律为主要工具，“王道”也就是儒术主要被用来“缘饰”法律。特别是武帝建立的盐铁、酒榷、平准、均输等经济制度，将利润最高的盐、铁、酒等商品以及一部分物流业收归国营，赚了钱用来支持对匈奴的战争。儒生们对此坚决反对，认为这是“与民争利”（《盐铁论·本议》）。国家带头争利，百姓当然“皆趋利而不趋义”（《春秋繁露·身之养重于义》）。这不利于对百姓的教化。元帝以后，在儒生们的大力推动下，朝廷政策发生了转变，开始“纯任德教，用周政”（《汉书·元帝纪》）。但元帝、成帝、哀帝软弱无能。他们一面支持儒生和士大夫托古改制，一面又受制于宦官或外戚。宦官、外戚代表朝中保守势力，不断阻挠改制，致使其进程困难重重。王莽当政后，模仿周公制礼作乐，以《周礼》《左传》等儒家经典为依据，将托古改制推向高潮。但王莽的改革措施，有的过于激进，有的虚张声势，最终归于失败。东汉建立后，豪族势力猖獗，“田宅逾制，以强凌弱，以众暴寡”（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颜师古注引《汉官典职仪》）。朝廷“以严猛为政”（《后汉书·第五伦传》），用严刑峻法打击豪族，对三公九卿等官员也严加督责。各级官吏迫于压力，“争为严切”（《后汉书·钟离意传》），宁枉勿纵，形成“吏治苛刻”的风气。和帝以降，连续出现幼主昏君，情况就更糟了。外戚、宦官轮流当政，贪污腐败，政治黑暗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士大夫们渐渐明白了，皇帝虽然尊孔尊儒，还是不能很好地履行“王者”的责任。要实现儒家的理想，深入推行教化，只能靠他们自己。东汉的士大夫阶层逐渐产生“群体自觉”，这也是一种表现。
东汉有个大名士叫李膺，人们说他“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”（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）。其实，当时的许多士大夫都这样。他们推行教化，比西汉士大夫认真得多、虔诚得多，特别是在自我约束方面表现突出。《后汉书》记载了不少这方面的例子。如刘恺，父亲是列侯，死后应由刘恺袭爵，但他坚持把爵位让给弟弟。朝廷不同意，他就“遁逃避封”，最后皇帝“美其义”，答应了，他才返回家乡。（《后汉书·刘恺传》）又如淳于恭，“家有山田橡树，人有盗取之者”，他不制止，反“助为收拾”，并帮着运回家。那人得知后深感惭愧，要归还所盗之物，“恭不受”。还有一次，“人有刈恭禾者，恭见之”，怕对方尴尬，急忙躲进草丛，等那人离开，才站起来回家。（《后汉书·淳于恭传》）陈嚣和纪伯是邻居，纪伯半夜移动两家之间的篱笆，扩大自己的院子。陈嚣发现了，又悄悄把篱笆向里移了一丈，再让给纪伯一块地。（《太平御览》卷四二四引谢承《后汉书》）东汉人的这些举动，主要目的不是帮助别人，而是表现自己对“利”的淡漠和对“争”的蔑视。在利益面前，应该让，而不能争，即便是自己的东西，也不能争。对“孝”的重视也很突出。东汉有个薛包，十分孝顺，母亲死后，父亲再娶，后妈“憎包”，让他搬出去单过。薛包不愿意离开，“日夜号泣”。父母用棍子打他，“不得已，庐于舍外”，在父母家门外盖了间小屋住下，每天一早还要“入而洒扫”。过了一年多，“父母惭而还之”。后来父母先后死了，薛包为他们服了六年丧。（《后汉书·薛包传》）太守武陵威“生不识母，常自悲感”。一次在路上看见一位孤独老母，年龄、姓氏都和母亲相同，便把她带回家，“供养以为母”。（《风俗通义·愆礼》）东汉还有个“丁兰刻木为亲”的故事，说丁兰很小就失去了父母，十分思念，“乃刻木为人，仿佛亲形，事之若生”。（《初学记》引《逸人传》）
在东汉，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，而是形成了风气。所以唐代历史学家李延寿说：“汉世士务修身，故忠孝成俗。”（《南史·孝义传论》）指的是东汉。宋朝的司马光也说：“自三代既亡，风化之美，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六八）从春秋到宋朝，风俗最美好的时代是东汉。钱穆先生在《国史大纲》中还对东汉的士风进行了概括总结。他说，“东汉士大夫风习，为后世所推美”，常见的表现有久丧、让爵、推财、避聘、报仇、借交报仇、报恩、清节等八项，其他“高节异行”还有很多，“不胜举”。东汉末年的仲长统也提到过当时的“清劭”“好节”之士：“在位之人，有乘柴马弊车者矣，有食菽藿者矣，有亲饮食之蒸烹者矣，有过客不敢沽酒市脯者矣，有妻子不到官舍者矣，有还奉禄者矣，有辞爵赏者矣，莫不称述以为清劭。”这些出仕为官者，本来可以活得很体面，却非要像普通百姓一样维持简朴的生活。“好节之士，有遇君子而不食其食者矣，有妻子冻馁而不纳善人之施者矣，有茅茨蒿屏而上漏下湿者矣，有穷居僻处求而不可得见者矣，莫不叹美以为高洁。”（《群书治要》录《昌言》）这些士人，本可以出仕为官，却隐居不出，还拒绝别人的帮助，坚持过清贫的日子。
《通俗前后汉演义》连环画之二十九
党锢之祸封面及内页（图源网络）
东汉中后期，外戚、宦官当政。士大夫集团进行了激烈抗争，结果遭到残酷打击。党锢之祸导致一百多位名士被杀，他们的子弟、学生也都被禁锢，不得做官。黄巾起义爆发后，东汉王朝受到沉重打击，元气大伤。士大夫们趁机发动政变，将宫中宦官一网打尽，外戚势力也同归于尽。从此，士大夫集团成了政治舞台上独大的势力。在他们的影响下，东汉灭亡，曹魏、西晋先后建立，士大夫政治格局基本上形成了。在这种格局下，皇帝依然高高在上，顶着神圣的光环，但实际上只是“王者”的象征，相对的则是士大夫们对政治有了更大的影响力。他们尊孔子为先师，按儒家的“德教”主张，设计各种制度，运转国家机器，实际上充当了“王者”的替身。这种格局影响深远，不仅支配了其后的整个帝制时代，在近现代政治中也隐约可见。
以上所说，只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，请批评指正。
书籍简介
北大史学（第25辑）：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专号
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主办
赵世瑜 主编
2023年7月出版/89.00元
ISBN 978-7-5228-1901-3
内容简介
本书为《北大史学》第25辑，为“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”专号。本书执行主编为北大历史系陈侃理。因本书的组稿人为秦汉史学者，故本书全部文章集中于先秦至隋朝时期，并以秦汉史居多数。作者中有不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自身培养出来的青年学者。如董涛、焦天然、胡鸿、陈侃理等人，本书的整体水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。本集刊为北大历史系主办，每辑以专号的形式出版，主题比较集中。
书籍目录
· 特稿 ·
说“王者”：汉儒对皇帝角色的期待与构建 陈苏镇（1）
· 专题研究 ·
公孙弘“请为博士置弟子员”辨疑 顾江龙（10）
太初改历始末考 郭津嵩（28）
汉初的“南方火德”及其转生 王景创（50）
“更始”思想与汉代政治文化 董涛（69）
西汉边郡基层官吏训育考察
——以肩水金关“为吏”简和居延“《吏》篇”木牍为中心 焦天然（85）
成汉皇位合法性问题的源起与影响 单敏捷（109）
尚书侍郎复置与梁代政治文化 胡鸿（127）
再论梁武帝的素食改革 陈志远（157）
“戎秩”与“虏姓”：西魏—北周的“官族”认定和谱录撰述 陈鹏（217）
“奉法”与“秦法”：《史记》一处校勘的政治文化解读 陈侃理（249）
· 学术综述 ·
“文以成政：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形成与早期发展”学术研讨会纪要 冯斌涛（265）
· 学术史研究 ·
新旧嬗变中的青年学者——沈元的史学研究 冯斌涛（279）
Table of Contents and Abstracts（297）
原标题：《说“王者”：汉儒对皇帝角色的期待与构建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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